隨著 MidJourney 這個 AI 繪圖服務問世，設計同溫層也掀起了一股擔心自己被 AI 取代的焦慮，並激起不少討論。

畢竟，只要演算法夠好，是否連交易員、律師與醫師的核心職能都會被取代，這些專業人士則淪為 AI 操作員？要是有這麼一天到來，只怕某些之前自傲喊著「XX 不是服務業」的專業人士，在企業主眼中和他們看不起的服務業基本上並無差異。

如今，曾被評估為很難被 AI 取代的藝術領域似乎也淪陷了，或者出現淪陷的初步徵兆。對於這樣的未來，我會怎麼看待 AI 科技的發展呢？以下從個人與社會兩種層面來說。

在被 AI 取代之前，先學會駕馭 AI

就個人層面而言，我會擔心自己被 AI 或機器人取代嗎？這我倒是有明確看法，而不是只能轉行而已。

當新科技出現時，我要當那個駕馭新科技的人，而不是被取代的人。這麼一來，新科技就會成為我的朋友而非敵人。

由於科技的擴散需要時間，所以當新科技剛出現時，第一批衝進去研究的人會獲得知識優勢與時間差，讓你有足夠的認知與時間去調整自己。這有個前提，我不認為自己的工作是恆常不變的，而是可以透過學習來改變自己的角色。當工作中加入新科技時，我也可以接受我的角色轉變。

就像當年攝影術出現時，一定也對以擬真為目標的繪畫界造成衝擊。然而畫家們走出了自己的路，在印象派後轉向表達內心情感，進而演變成抽象繪畫。而攝影也逐漸獨立成一個領域，如今明明多數人拿起手機就可以拍照了，也知道攝影師拍的就是不一樣。

如同 Logo 產生器並沒有消滅設計師，MidJourney AI 繪圖也不會消滅繪師與插畫家。事實上，目前 AI 繪圖玩得最好的人通常都有藝術背景，因為他們比一般人擁有更多知識、品味與實作能力，讓他們更容易駕馭 AI 繪圖。要是 AI 畫出來的圖不如預期，也可以自行修改調整，而一般人多半只能接受 AI 畫的成果。

所以我總覺得，要是 AI 進攻了某個領域，那反而是技術強者的福音。只要他們願意學習新科技，他們會成為率先駕馭 AI 的人，以此遠遠甩開後進者。

科技並非價值中立

看起來我似乎抱持科技樂觀的立場，其實不完全是。如果跳脫個人視角，從社會整體視角來看科技的影響，就會看見截然不同的風景。

科技取代部分勞工的工作，歷史上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後，機械科技的發展造成勞力工作者的去技術化（deskilling）現象，能自行生產產品的手作工匠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生產線上負責組裝單一零件的工人。如今， AI 科技的發展讓當代專業工作者也面臨類似的威脅。

對社會而言，技術高度集中也意味著財富集中與貧富不均程度加劇，這無疑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聽起來好像很邪惡，但科技打從一開始就是邪惡的嗎？顯然並不是。

就科技發展的源頭來看，許多發現與發明都是無意之舉，就像第一位播下種子的人也不會想到農業會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甚至被喻為一切不平等的開端。但這不代表科技發展都是無意的，反而當今最主流的研究團隊都有企業、學術機構或政府支持。

在商場上，科技巨頭願意花大筆經費投入研發，一方面為了實現企業的未來願景，另一方面自然也意在強化競爭力與獲利。而在戰場上，國家投資軍武科技，就算不侵略他國，也意在嚇阻他國別來侵略自己。在上述這些領域中，科技發展顯然不是價值中立的，至於是善是惡，端看是對哪一群人而定。

科技的非預期後果

科技發展的初衷並不邪惡，但科技帶來的也不只有幸福。研發的起心動念經常是出於有趣而非善意，但就算初心良善，也經常帶有未知的風險，並造成未預期的後果。

舉我們都會的「做家事」為例，我們直覺認為，在洗衣機等家電問世後，人們的家務負擔想必降低了吧？但這並不是事實。美國的技術史學家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回顧美國 1920 年到 1970 年家庭主婦的家務工時，發現工時並未減少，某些都市地區的家庭主婦工時甚至還比鄉村地區更高些。

這是為什麼呢？柯望提出了解釋，像是曬衣服等耗時工作並未由機器代勞。更重要的是，有了家電的幫助，本來通常交由女傭執行的家務工作轉而交給家庭主婦，並且期待與要求變得更高。有了熨斗，衣服就該被燙得筆直，而皺紋是懶惰的象徵，是家庭主婦之恥。

就其結果來說，家電取代了部分女傭的工作，而其他女傭的工作則落到了家庭主婦身上，並推升了所有人對家事的完成標準。我相信家電發明者的初衷是為了減少人們做家事的負擔，但後來發展成這樣的局面，可能就是始料未及了。

作為公民，我們有義務以社會力量平衡科技衝擊

科技發展無疑會為社會帶來衝擊，而且好處與壞處經常由不同人承受，並非如使用者付費般由享有福祉的人承擔。從社會的角度來說，這無疑是不公正的。就算再怎麼科技樂觀，也有必要運用政治與社會力量來平衡這些影響，而非完全鬆手放任。

舉例來說，當臺灣人享有由核能產生的電力時，核電廠的風險與核廢料污染卻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區。要是我是貢寮居民，我也一定會為「核四重啟」一案居然能交由全民公投而感到荒謬，即便這可能是臺灣電力問題的一條出路。

但所謂的社會力量是什麼意思呢？這帶到最後一個問題：那些被科技取代的人該何去何從？久遠一點的例子是國道收費員。在 ETC 正式實施後，前收費員基本上不脫「接受轉職輔導」與「領取轉職補助金」兩條路，而後執行上的爭議所引起的抗爭運動就是另一個故事。

在這裡，社會能做得更多嗎？單就失業本身而言，我一時也想不到輔導轉職與補助金以外的可行方案。但在其他層面，社會也能用不一樣的方式應對科技的衝擊。

例如我們都熟悉的叫車與外送平台，當他們剛在臺灣落地時，宣稱平台以演算法媒合司機與顧客，是讓有心加入者都能賺錢的零工經濟典範。然而這種演算法與新商業模式的複合體，卻挑戰了法律上「僱傭」與「承攬」的界線。

平台宣稱司機們是自願加入賺錢而應屬承攬，實質上卻要求穿制服與相關工具，和僱傭相近的同時卻不必負擔許多雇主義務。經過法庭中的激辯，臺灣法律傾向認定為僱傭，進而要求平台業者負起相應的雇主義務。對業者而言這可能是社會保守落後的象徵，但這也是社會保護自己、平衡新事物衝擊的方式。

總結

如今，我們已經無法回到東非草原上，過著傳說中平等豐裕的採獵生活。科技帶著我們來到這裡，也不會回頭。面對科技發展，個人能做的並不多。要不是轉行，就是打不贏就加入他，都比乾等焦慮好些。

而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科技帶來福祉，但負面後果也常由不同人承擔。對此，我們有義務給予補償，並以社會力量平衡科技帶來的衝擊。至少，等到自己也被取代的那天到來，總是希望在個人與制度層面都有路可走，而不致於陷入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