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正確使用市場機制,讓全世界掙脫當代經濟「停滯性不平等」的泥淖?
身為經濟學家與法學家的兩位作者,在《激進市場》一書中用五個來自未來社會的提案刺激讀者的想像。雖然從現在的視角看來幾近於通篇幻想,但這也是我今年看來最有趣的幻想文了!
這五個提案分別是:
- 共同所有權自評稅制
- 平方投票法
- 個人簽證計劃
- 禁止機構投資人在同領域分散持股
- 數據即勞務
且讓我從第一個提案說起。
提案一:以資產稅制與自由交易破除壟斷
激進財產權:以租用取代擁有
想像一個所有資產都屬於全民的社會。這裏沒有中央政府分配資源,而是資產使用者自行為資產定價並繳交相對應的稅,並在超自由的市場上交易所有資產。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試想一位投資客將房產售價抬至三億,他在脫手前就得付出高達 7%、每年 2,100 萬的資產稅金,直到賣出為止。若他想避稅,只把價格訂於三千塊,那麼任何願意支付三千塊的人都能立即購買。在這個制度下,人們有足夠的誘因將資產訂為心目中的最合理的價格,並與足額的出價者交易。
在這種「共同所有權自評稅制 」之下,資產的使用權與排他權斷裂,所有人都只能向社會租用而非擁有資產,那「壟斷」這個麻煩的問題就被解決了。
破除壟斷與交易障礙
長久以來,「壟斷」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麻煩。既然財產是私有的,那麼地主、貴族與怠惰的資本家可以這麼想:「反正我錢太多,少賺點有什麼關係?」於是放任土地荒蕪、工廠破敗凋敝,即是私有財產的配置不效率。這種不效率的餘裕甚至可以世襲!
而左派修正這種餘裕的手段「遺產稅」本身也會帶來另一種不效率:投資不效率。如果持有資產要付重稅,我為什麼還要投資呢?這就是右派口中徵稅的萬惡淵藪:降低投資意願、經濟成長遲緩、產業喪失競爭力、資產價格崩跌,可能還包含世界毀滅?
難道資產配置效率與投資效率是不可兼得的嗎?關鍵在於稅率與週轉率的關係。
如果週轉率高達 100%、一年就可轉手賣出,而稅率只有 1%,那麼任何人都會訂出高價來投機、賺取資本利得。倘若稅率高於週轉率,則沒有人願意購買這種賠錢的資產,進而打擊投資意願。而在稅率與週轉率接近的狀態,即可在增進投資效率的同時盡可能保有配置效率,促成資產利用率的最大化,進而破除壟斷。
從增加的效率回饋全民
作者們估計,這套稅制實行之後,資本家們為了避稅而下調資產定價,這會讓原有的資產價格下跌至原有的 1/3 或 2/3,跌幅幾近於金融海嘯。但從跌價後的資產徵來的 7% 稅金依然可觀。作者們試算,社會可以把這筆稅金的一半拿來取消所有的現行稅制,並補貼持有負資產的經濟底層。而另一半則作為全民基本收入回饋社會,在美國平均一人一年可領 16 萬台幣呢,真是好棒棒!
稅制的隱憂
這種制度適合先應用於政府掌控的資產或自然資源。但像知識、公共財與人力資本市場等領域也應用這種稅制,那又是什麼樣的世界?當我們把人視為人力資本時,社會依你的資本定價課稅。反過來說,若不從事對你而言最有經濟生產力的工作,將會帶來損失。某種程度上這意味人的價值向經濟生產力靠攏,也讓人們對「不事生產」的鄙視進一步化為體制性的懲罰。
另一方面,由於知識與技能理論上可以無限複製,因此不存在配置效率問題,這時投資效率就成為重點。充實自己如果要先交更多稅,我幹嘛提升工作能力呢?躺著享受來自社會的補貼就好啦!這時右派對稅制的批評便有其道理。我想既然知識週轉率是零,人力資本的零稅率也是可預期的,將這套稅制應用於人力資本依然有難度。
然而美國的無線電頻譜交易市場已經推動了類似的作法,如果能從政府資產或自然資源開始擴及更多市場,或許終有落地的一天。
提案二:以平方投票法優化集體決策
數人頭決定
政治,即是決定權力如何分配、如何達成集體決策的思想、行動與體制。民主與獨裁、寡頭等制度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民主制將決策權力分配給人民,而非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就算是代議制,這些代表的權力也必須由人民賦予。
在人們用拳頭做出集體決策的時代,人數就決定了戰力的多寡,因此與其和自己人幹架,不如直接數人頭來做出決定,這或許就是一人一票多數決的濫觴。我們有理由相信多數人能為自己做出有利決策,因此集合起來也是對集體有利的決策。
然而,僅有多數決的危險在古希臘的雅典就坦露無遺:公民大會在處死一群將軍後,回頭處死了控告將軍們的原告。讓愚昧的民眾負責決策真的能產生最好的結果嗎?尤其對少數的貴族與富人來說,如何避免據多數優勢的平民投票將他們的財產充公、讓民主淪為暴民統治?
為了合理保障正當的少數利益,民主制開始了限制多數決的漫長實驗,從獨立機構、議會、人民法庭、陪審團、混合憲政、權力制衡等等一路走到今天。
數人頭的難點
一直以來,一人一票多數決面臨幾個難題:
- 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在兩人以上、三個選項以上的狀況中,人們無法透過投票制度得出集體最佳解。
- 策略投票:人們都希望自己的選票「有用」,因此棄保、賭爛票等行為將扭曲投票結果。
- 多數決循環(majoritarian cycling):在多數對少數的壓制未受制衡的前提下,民主可能逐漸向寡頭與獨裁靠攏。
- 忽視專業:在智識需求高的投票項目中,不具專業知識的選民無法辨識選項的優劣。
這些問題能否透過更好的投票制度解決?
一人不只一顆頭:平方投票法
作者們認為「市場」是處理影響力分配更佳的機制,並以此提出了「平方投票法」作為一人一票多數決的修正版。什麼是平方投票法?這個做法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 每人會拿到固定的影響力點數(例如 100 點)來分配給不同的選項。點數可轉換成票數,但票數需要消耗的點數為票數的平方。即 1 票 1 點,對同一選項投 2 票則要花費 3 點,10 票則需高達 100 點。
- 沒用到的影響力點數,可以折舊後累計到往後使用。
這個做法背後的理念是「每人付出的價值,應等同於對其他人造成的成本」,而這個成本則與票數的平方呈正比。
平方投票法可以達成什麼成效呢?其一,這個機制更能揭露投票者對不同選項的偏好分佈。當我有不只一票可以投,我就能根據個人的政治偏好來配票,讓一小群強烈意願者有機會勝過冷漠的大眾。其二則是從結果可以更合理地看出第二高票者,並降低策略投票的誘因。其三是透過平方機制抑制極端傾向者的聲量,並鼓勵多元發展。
平方投票法的隱憂
然而這個制度也有其限制。若選民沒有根據自己的真實意向分佈來配票,那自然沒救。此外,這個機制無法反映政治狂熱者與冷漠者的區別,因為兩人都會獲得同樣多的影響力點數來配票。進一步猜想,若把金融市場的制度引進影響力點數市場,讓影響力點數也可以借貸、約定遠期合約、組合成衍生性產品,各種複雜的制度也讓人難以做出明智決定。
往好處想,平方投票法讓民眾不必為自己不熟的議題投票,可以主動選擇有興趣的議題發揮影響力。這可能從制度上改變政治遊戲的規則,讓政客不再只向中間選民靠攏,或持續鞏固基本盤。如果政客的行為能被改變,選民或許也有更大的意願投入政治,真正成為公民而實踐民主的真諦。
提案三:以個人簽證計劃促進全球移民流動
讓勞動力自由
長久以來經濟學家們相信,當資本、技術、設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達到最高利用效率時,全球經濟就會迎來最大化。右派們對開放資本與技術流動的倡導自然不遺餘力,但對開放移民始終抱持懷疑或排斥態度。這是為什麼呢?
對本國勞工的保護主義或許是個原因。從微觀尺度看,從低度開發經濟體移動到高度開發者的移民會是最大受益者,其雇主也有獲益。然而從宏觀尺度來看,移民的跨國流動會讓富國資本家與窮國移民獲益、窮國資本家與富國勞工則蒙受損失。顯然這不只是經濟考量,更是政治考量。畢竟本國勞工才是想像的共同體的一份子,移民不是。
然而,全球的貧富差距已有七成以上由國際間的貧富差距貢獻,各國內貧富差距已略有減緩。我們能不能提出一套機制,讓移工自由流動、增進全球經濟成長的同時降低富國勞工的傷害,讓這套機制在政治上可行?
個人簽證計劃:人人都可保薦移民
對此,作者們提出了「個人簽證計劃」,讓每位公民都可以保薦一位移民來工作,並從這位移民的收入中抽取分潤。這筆收入對於中產以上的公民或許吸引力不大,但對於開放移民後首當其衝的勞工階級就是一筆不小的補貼。
作者們認為,這套機制可以讓移民創造出來的經濟效益不再只分配給企業雇主與移民家庭,而是有一部份能流入社會的各階層。不過若要讓這套措施有效,需要有幾個配套措施。例如必須允許國際移民的薪資低於本國最低工資,移民就業前生活將由保薦者照應等。
保薦制度的隱憂
我認為這套制度最亮眼之處在於讓非法移民及相關產業攤在陽光下,並將創造出的經濟效益分潤至公民口袋中。不過也有幾個地方尚待釐清。
首先,移民勢必成為社會的最底層,並進一步加劇國內的貧富差距。以加劇國內貧富差距的代價來減緩國際貧富差距,這未必值得。畢竟民眾有感的是國內差距而非國際差距,除非他們根本不把移民當成自己人。此外,移民間彼此競爭的狀況很可能多於保薦者之間的競爭,因此能否以保薦者間的競爭制衡不願善待移民的保薦者,我也持懷疑態度。
總體而言,個人簽證計劃意圖透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經濟成長,並將效益分配給雙方國家的人民。然而人們工作並不只為獲得薪資,移民的工作條件、底層移民階級對社會的衝擊也是未知數。或許 GCC 國家的經驗可以做為借鏡,但如何跨越人民接受度這關依然是個難題。
提案四:禁止機構投資人於同產業分散持股來促進競爭
壟斷發大財
Monopoly 這個字的起源,來自於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引述第一位哲學家泰利斯的事蹟。泰利斯在某年預期橄欖將會大豐收,便預先壟斷了橄欖油壓榨機的使用權,率先示範了如何運用哲學發大財。在這之後,壟斷通常由國家授權給某些個人或團體造成,以東印度公司為代表。在十九世紀的美國,運輸、能源、製造、金融等基礎建設相關產業中也大量出現這種壟斷性的公司,如洛克斐勒的標準石油公司。
在這種無效率的市場中,壟斷性的公司大量積聚財富,並進一步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為了避免這種政經巨獸無限擴張,1890 年通過的反壟斷法案 Sherman Act 吹響了對抗巨獸的號角,踏上反托拉斯的長征。至今,反托拉斯法似乎成功地把這些政經巨獸四分五裂,但壟斷的幽靈仍舊徘徊。
用資金控制全世界
若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從前資產屬於個人,一如農場主人擁有農場,而現在的上市公司所有權卻能透過資本市場分散給許多股東。這個理當去中心化的所有權系統,卻因為機構投資人的出現而越來越集中。
這些機構投資人如貝萊德、先鋒、道富、富達等,一開始從財團或投資銀行發展而來,手上握有大量投資人交給他們的資金,並分散投資給許多產業的不同公司。至今,他們控制了 40% 以上的美股市場,是 90% S&P500 企業最大的單一股東。對於這些機構投資人而言,他們有十足的誘因串通同產業彼此競爭的公司進行聯合壟斷。但他們的影響力足夠嗎?
作者們認為是可以的。這些機構投資人可以策略性的建議執行長們漲價、設計執行長們的薪酬組合、拉攏財務長、阻擋其他股東的收購,甚至是直接推行反競爭的企業「美德」。這些降低競爭的行為一旦出現在同產業,壟斷的幽靈便會再度現身,在帶給機構投資人無盡財富的同時奪走消費者剩餘。
封印壟斷幽靈
為了避免世界搭上這班市場失靈的火車,作者們提出的激進提案是「禁止機構投資人在單一產業投資多間公司」。但這樣是否就限制了分散投資的自由呢?作者們增添了以下但書:
- 允許機構投資人跨產業分散持股
- 若希望在單一產業投資多間公司,持股份額不得超過 1%
- 採行被動策略、不參與企業治理活動的投資人不在此限
因此總和來說,就是「以寡占方式對超過一家的實質企業持股並參與公司治理的投資人,不得持有超過 1% 的市場」。這個做法打破了資本在單一產業的壟斷,並促進了競爭,作者們估計這背後衍生的利益相當於國民所得的 0.5%。
幽靈的反擊
然而作者們也承認,這個想法一但推行,必然面臨來自機構投資人的阻撓。除此之外,在執法上也會面臨財務上難以成案、律師事務所不願意背負失去單一產業所有客戶的風險。而在勞動市場,地域性的壟斷影響力不小卻難以執行反托拉斯法。另一個類似的領域是科技,畢竟創新的未來難以估計,執行反托拉斯法將會破除壟斷還是扼殺創新,從現在的眼光而言難以論斷。
儘管指出了上述難處,作者們在這章依然揭示了機構投資人逐漸控制全世界的事實,並在世界被資本寡頭吞噬前試圖阻止這場未被串通的陰謀。這個議題比起其他提案離一般人比較遠,但其影響力透過市場機制層層轉化,也可能會壓縮勞動份額,那這就跟一般人的實質薪資大有關聯了。
提案五:數據即勞務,開闢新市場
數據仍處在封建社會
多數科技產品使用者並未意識到自己生產的數據多有價值,就這麼把數據免費交給了科技公司。當我們把玩 Face App、做來路不明的心理測驗、上傳與好友的照片,甚至只是搜尋下一個想購買的家電,這些個資與數據便被科技公司記錄下來,成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科技公司僅交給我們有趣的測驗結果、滿足社交慾望與好奇心,就將這些數據產生的價值全部收歸己有。這像不像封建社會下,地主允諾農奴安全保障、土地使用權與可生活的物資,以此交換農奴生產的所有農作物?
這套封建制度可以追溯到網際網路發展初期。當時有許多不同架構的網際網路互相競爭,而最後成為主流的 WWW 介面是由政府、軍方和學術圈內部的協作平台發展而來,因此特別重視降低參與障礙與資料分享便利性,而非為勞動者建立誘因機制。當大家習慣了免費的資訊,誰還要為資訊付費呢?因此,如果科技公司總是免費取得你的數據,自然也不會願意為你的數據付費,而是努力誘導你自動貢獻數據。
如果這不是最理想的狀況,我們是否有機會從封建制度邁向市場制度,把數據賣給科技公司?
數據的價值
想要建立數據市場,第一個問題是為何數據有價值?對個人來說,我們未必能主動利用自己的數據創造價值,但科技公司就不一樣了。對科技公司來說,如機器學習等的領域需要大量高品質的數據來訓練模型,讓演算法產生更大的價值。舉例而言,一定量的數據可以讓演算辨識照片中的人類,再多一點數據可能因影響不大而缺乏價值。然而當數據多到某個程度時,演算法可以進一步判斷照片中的人類行為,這時就解鎖了更高階的功能與更高的商業價值。在這種狀況下,數據越多越值錢。
實際上,科技公司們早就開始外包標記數據的工作,只是規模遠遠小於人們免費生產的數據。反正一般人也不會向科技公司報價,那又何苦自找麻煩?
階級意識覺醒
如果人們忽然發現自己下班後依然是不斷生產數據的勞工,會不會籌組數據工會、發起數據工運呢?既然科技公司產品的使用者遍及全球,這個數據工會自然也能是跨國組成的。要是科技公司拒絕支付合理價格,數據工會說不定能中斷會員帳戶使用權,讓科技公司不僅收不到數據,還損失使用者與廣告收入。雙方談判下或許能協調出一個雙方暫時可接受的成果,但長期來說依然需要發展出為數據訂價的方式,並能夠測量每個人所貢獻的數據價值。
這樣一來,當未來人工智慧全面取代人類工作時,人類還能透過生產與販賣數據給科技公司維生。乍看之下這不僅消除了人工智慧與勞工的緊張關係,還讓一般人有意識地參與建構人工智慧的工程。這會不會是個更好的未來呢?
突破重重困難
儘管想像是美好的,但要施行「數據即勞務」依然困難重重。第一自然是科技公司毫無誘因付費,這就有賴數據工會的努力。第二,當我們把生產數據理解為一項工作並收取報酬,也可能傷害人們生產數據的內在動機。第三,當人們意識到這項工作的存在,可能就難以忽視科技監視的無所不在,進而影響產生數據的品質。
但作者們相信,一旦人工智慧的商業價值發展到一定程度,這些困難終有一天會被龐大利益給打破。我並沒有這麼樂觀,但我想人人都可以從意識到數據的價值開始,試著保護自己選擇的權利。
後記:當市場不再是最好的制度
以上的種種提案,都奠基於一個基本假設:市場是分配的最佳制度。但這是絕對的真理嗎?還是有其他技術與歷史因素存在?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市場制度與中央計畫的不同說起。
從運算角度看經濟
為什麼在 20 世紀,市場機制勝過了中央計畫?其中一說是,經濟活動所需的運算量太過龐大,單一個體或機構的運算量無法處理,因此中央計畫無法端出最佳經濟決策。相對的,市場機制透過價格溝通,把這龐大的運算量分散到每個個體平行處理,從而逼近最佳結果。
舉例來說,雖然我不知道一杯飲料應該值多少錢,但我可以決定超過多少錢的飲料不要買,這種微小的決策累積起來便成就了市場價格。經濟學家相信,在人人自利的假設下,這種眾人決策形成的集體智慧將產生最佳經濟決策。
相信完美的人工智慧,還是相信不完美的自己?
然而,近期的行為經濟學以多表明,我們人類和理想中的「經濟人」不同。人類有喜怒哀樂,有時把他人利益置於自己之上,也受到許多心裡偏誤的影響。另一方面,隨著資訊科學與人工智慧的發展,假若人工智慧超越人類集體智慧的那一天來臨,這部運算能力遠超全人類集體智慧的「中央處理器」能把經濟決策做得更好,那市場機制是否將被取代?如果這個數位極權比我更了解我,並為社會帶來更多福祉,那自由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又為什麼需要市場機制?
我想這已經超脫了經濟的範圍,一腳跨入政治與倫理的領域。人們將會選擇相信菁英創造的、完美的人工智慧,還是相信不完美的自己?對我來說,至少在面對這項抉擇的最後一刻,我們還勉強保有自由。